我叫陈志平，今年五十六岁，是江西赣州人。我这辈子做过最荒唐的事，是1992年花了五百块钱，在深圳郊区买下了一座废弃的水塔；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，也是这座水塔，它不仅给了我一个遮风挡雨的窝，更在十四年后，以一种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方式，彻底改写了我的命运。这世上的事，有时候真像那句老话说的：你以为的绝路，走着走着，就成了通途。
1992年，我二十九岁，正是浑身力气却找不到地方使的年纪。那年春天，我揣着东拼西凑的两百块钱，跟着同村的几个老表，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，第一次踏上了深圳的土地。那时的深圳，像个巨大的工地，到处是轰隆隆的打桩声，满大街都是操着各地口音的寻梦人。我没什么文化，初中没念完就回家种地了，到了深圳，只能去工地上搬砖、和水泥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，赚十五块钱，舍不得吃舍不得喝，全攒着寄回老家给娘治病。
我本以为只要肯吃苦，日子总能熬出头。可深圳的天太热，活太重，干了不到半年，我就染上了疟疾，高烧烧到四十一度，在工棚里躺了三天，差点没命。工头嫌我干不了活，把当月的工钱扣了一半，把我赶出了工地。我拖着半条命，走在宝安那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上，兜里只剩下三十七块钱，连回老家的车票都不够。
那天傍晚，我走到了一个叫大浪村的地方。那里有一片荒地，杂草丛生，荒地中央，矗立着一座废弃的圆柱形水塔，足有五层楼高，红砖砌成，顶上是个半球形的铁皮盖，锈迹斑斑，像个被时代遗忘的巨人。我累得走不动了，就靠着水塔根坐下，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半夜被冻醒，我抬头看了看那黑洞洞的水塔门，心想，好歹是个能挡风的地方，便摸索着走了进去。
水塔里头比我想象的大，底座直径得有五六米，地面上铺着层厚厚的干苔藓，角落里有几块破木板。我躺在木板上，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，第一次觉得，这偌大的城市，总算有个角落收留我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被一阵咳嗽声吵醒。睁眼一看，水塔门口站着一个瘦小干瘪的老头，穿着件打满补丁的军绿背心，手里拿着把柴刀，正警惕地盯着我。我赶紧坐起来，说老伯，我不是坏人，就是路过借住一宿。老头没说话，上下打量了我半天，突然问：“你是哪里人？做工的还是跑路的？”
我说我是江西来的，做工病了，被工头赶出来了。老头听完，叹了口气，把柴刀放下，从兜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烟屁股，点上，蹲在我对面抽起来。他叫周海生，六十三岁，是附近大浪村的村民，这座水塔，是他家的地。他说这水塔是七十年代村里修的，后来废弃了，他向村里承包了这块地，本来想拆了水塔盖房子，可一直没钱动工，就扔这儿了。
“你这后生，没地方去？”周伯吐出一口烟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。我苦笑着点头。他沉默了半晌，说：“这水塔，你要是不嫌弃，五百块钱卖给你。”我愣住了，五百块，那是我三个多月的工钱，我兜里只有三十七。周伯看出我的窘迫，补了一句：“不急，你先住着，钱慢慢给，什么时候攒够了什么时候给。”
就这样，我成了这座废弃水塔的主人。我花了半个月，把身体养好，又去附近的工地找了个零工的活。第一个月发了工资，我留了二十块钱吃饭，剩下的全给了周伯。周伯没收，他说你先留着，把那水塔收拾收拾，能住人再说。
我用了整整三个月，把那座废弃的水塔改造成了一个家。我捡来工地上废弃的砖头，把水塔底部的门洞砌成了一扇像样的门，又找来几块铁皮，把顶上漏雨的地方补好。我把内墙的苔藓刮干净，刷了层白灰，沿着墙壁搭了一圈木板，做成了简易的床铺和桌子。水塔中间，我用砖头垒了个灶台，安上烟囱，既能做饭又能取暖。最让我得意的是，我在水塔二层的检修平台上，铺了块木板，那里成了我读书看报、想家发呆的小阁楼。
那年的中秋节，我把攒够的五百块钱送到周伯家。周伯收了钱，留我吃了顿饭，杀了只鸡，喝了壶米酒。席间，周伯问我，怎么不回老家。我低着头，说老家穷，娘病着，回去了也是受罪，不如在这边熬着，兴许能熬出个名堂。周伯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后生，熬得住，出众；熬不住，出局。
我在水塔里，一住就是五年。这五年里，我从一个工地小工，干成了带班的工头，攒了些钱，还把老家的娘接了过来。娘初到深圳，看到我住的水塔，眼泪就下来了，说儿啊，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我把娘扶上二楼的小阁楼，指着窗外远处林立的高楼说，娘，您看，那些楼，都是我们这些外地人一砖一瓦盖起来的。现在我们住水塔，以后我一定让您住上那样的楼。娘抹着泪笑了，说好，妈等着。
1998年，我三十五岁，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个叫林小慧的湖南姑娘。小慧是工地的炊事员，小我六岁，长得不算漂亮，但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，让人心里暖和。我们谈了半年恋爱，我带她来看我住的水塔。她站在水塔底下，仰着头看了半天，说陈志平，你这人真有意思，别人都往楼房里挤，你倒住进水塔里了。我紧张地问她，你介不介意？小慧转过头，看着我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，我介意的是你这人靠不靠谱，不是你住哪儿。
那年年底，我和小慧在水塔里结了婚。没有婚礼，没有酒席，周伯送了只老母鸡，工地上的工友凑钱买了床新被子，娘在灶台上炖了锅红烧肉，四个人围着水塔里的方桌吃了顿团圆饭。那天晚上，小慧靠在我肩膀上，看着从铁皮顶缝隙里漏进来的星光，说志平，以后咱有钱了，还是在水塔旁边盖间房吧，这水塔，是咱们的根。
1999年，儿子陈大海出生了。小慧说，叫大海，是在深圳生的，深圳靠海，希望他以后心胸像海一样大。大海的到来，让这座原本只有十几平米的水塔变得拥挤不堪。娘搬到了一层的木板床上，我和小慧带着大海睡在二层的阁楼里，转个身都困难。可那时候，我觉得日子是甜的，水塔再小，装得下一家人的笑声和希望。
2000年开始，深圳的房价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，大浪村周围的地块也跟着水涨船高。不断有人来村里谈拆迁、谈开发，周伯成了村里的红人，谁都跟他套近乎，想弄清楚哪块地能赔多少钱。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怎么多赚点钱，给娘治病，给大海攒学费，没心思关心这些。直到有一天，周伯来水塔找我，脸色很凝重，说志平，村里传消息了，大浪村要整体拆迁改造，你这水塔，可能也在拆迁范围里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而是慌。这水塔虽然我花了五百块钱买了下来，可当年和周伯只有口头约定，没办过任何产权手续，严格来说，这水塔还是违建。如果真要拆迁，我能不能拿到补偿？补偿多少？全是一笔糊涂账。我连夜去找周伯，想问个明白。周伯说，这事儿他也说不准，但他答应我，如果真拆，他一定帮我争取，当年那五百块钱，他收得心安，因为这水塔是我一手一脚修起来的，它该属于我。
接下来的几年，拆迁的消息像悬在头顶的刀，迟迟落不下来，又让人不敢放松。我一边做工，一边四处打听政策，还专门去了趟律师事务所咨询。律师说，像水塔这种非标准住宅，拆迁补偿没有统一标准，主要看当地政策和评估，如果认定为违建，可能一分钱都没有；如果认定为历史遗留建筑，按面积和用途，可能能拿到一笔补偿。律师建议我尽量收集能证明这水塔是我合法购买、长期居住的证据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我回去后，翻箱倒柜找出了当年给周伯那五百块钱时，周伯写的一张收条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：收到陈志平水塔款五百元整。收款人：周海生。1992年9月15日。我又找了几张早年在水塔门口拍的照片，还有娘和小慧的暂住证，上面登记的住址都是大浪村水塔。我把这些资料锁在一个铁盒子里，像守着命根子一样。
2004年，娘的病重了，肺心病，医生说要做手术，费用至少八万。我掏空了所有积蓄，还借了三万外债，才勉强凑够。手术做完，娘在ICU里躺了半个月，最终还是没能挺过来，在那个冬天的清晨走了。临终前，娘握着我的手，气若游丝地说，平儿，妈这辈子，住过水塔，也住过医院，够了。你要好好的，把大海养大，让他住上真正的房子……
娘走后，我大病了一场，半个月瘦了二十斤。小慧一边上班一边照顾我和大海，人憔悴了一大圈。有天晚上，我爬上水塔顶，坐在锈迹斑斑的铁皮盖上，看着脚下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城市。远处的霓虹灯闪烁不停，近处的荒地里杂草疯长。我想起十二年前的那个傍晚，我拖着半条命靠在水塔根，以为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可水塔收留了我，给了我一个家，让我娶了妻、生了子，虽然日子苦，但总归是在往前走。如今娘没了，债背上了，拆迁还遥遥无期，我到底在坚持什么？
小慧不知什么时候爬了上来，坐在我旁边，把头靠在我肩上。她说，志平，你还记得咱结婚那晚我说的话吗？我说记得，你说水塔是咱们的根。小慧笑了，说对，根在，人就在。娘走了，可大海还在，我也在，咱们一起熬，总能熬出头。
2006年，大海七岁了，该上小学了。我咬咬牙，把攒的学费拿出来，送他去了附近的公办学校。报名那天，老师填表，问到家庭住址，我说大浪村水塔。老师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些惊讶，又有些说不清的意味。大海拉着我的手，仰起脸问，爸爸，我们家为什么住在水塔里？别人的家都是楼房。我蹲下来，摸着他的头说，因为水塔是爸爸自己盖的家，虽然不是楼房，但里面装满了爱。大海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说那以后我也盖一个水塔，让你和妈妈住。
那年秋天，拆迁终于来了。大浪村的墙上刷满了红色的标语，家家户户都在议论能分多少房、赔多少钱。我那座水塔，像一枚锈迹斑斑的钉子，孤零零地立在那片即将消失的荒地上，显得格外突兀。拆迁办的人来了好几拨，看到水塔都愣住了，说干了这么多年拆迁，还是头一回见住水塔的。他们让我提供产权证明，我把那个铁盒子拿出来，一张一张摊给他们看：周伯的收条、老照片、暂住证，还有这些年我缴纳水电费的凭证。
拆迁办的人翻了半天，面面相觑。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，这种情况太特殊了，得上报研究。我等了整整一个月，那一个月，我每天在水塔里坐到天亮，心里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。最坏的结果，我设想了一百遍：认定为违建，一分钱不赔，限期搬离。如果真是那样，我这十四年的坚守，就成了一场笑话。
十月中旬，拆迁办打来电话，让我去签字。我到了现场，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递给我一份评估报告，说经过核查，我这座水塔属于历史遗留建筑，按照居住用途和实际面积评估，可以获得拆迁补偿。我看了一眼数字，瞬间傻了，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，定在椅子上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补偿方案分两部分：一是货币补偿，水塔及附属建筑评估价六十七万；二是安置房，按人均三十平米的标准，我家三口人，可以分到一套九十平米的三居室。六十七万！一套三居室！我活了四十三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，从来没住过这么大的房子。我以为我在做梦，狠狠掐了一把大腿，疼得龇牙咧嘴，才知道是真的。
我颤颤巍巍签了字，出了门，站在阳光下，泪水哗地流了下来。我想起周伯那句“熬得住，出众”，想起小慧那句“根在，人就在”，想起娘临终前那句“让他住上真正的房子”。十四年了，我在水塔里熬过了最穷的时光，送走了最亲的人，等到了最不敢想的结果。那一刻，我多想对着天空大喊一声：娘，您听到了吗？咱有房子了！咱不用住水塔了！
搬离水塔那天，我特意去看了周伯。周伯八十七岁了，耳朵背了，但精神还好。我握着他的手，哽咽着说周伯，谢谢您，当年要不是您收留我，我早死在街头了。周伯笑了笑，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，说志平，不是老汉我收留你，是你自己争气。这水塔，我卖了五百块钱，可你用十四年，把它变成了一个家，那是你的本事。我给你的，只是一个空壳；你填进去的，是命。
搬家那天，大海在水塔里跑上跑下，摸摸这摸摸那，舍不得走。我拉着他的手，说大海，走了，咱们的新家在等着呢。大海回头看了水塔最后一眼，说爸爸，我以后还能来看看它吗？我说能，不过它以后就不是水塔了，它会变成别的什么。大海点点头，说不管变成什么，它永远是咱们第一个家。
搬进新房那天，小慧在厨房里忙活，做了一桌子菜。我坐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灯火辉煌的城市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从水塔到楼房，不过几公里的距离，我走了十四年。这十四年里，我失去了娘，背上了债，熬过了无数个失眠的夜，也收获了一个患难与共的妻子和一个懂事孝顺的儿子。那座水塔，给了我最初的庇护，也给了我最终的希望，它是我的牢笼，也是我的翅膀。
后来，我拿着那笔补偿款，还清了所有外债，又用剩下的钱在小区门口开了家五金店，凭着这些年干工程积累的人脉和经验，生意居然做得不错。小慧辞了工，帮我打理店铺，大海成绩优异，一路考上了市重点中学。日子越过越好，可我心里，始终留着一个位置，给那座早已消失的水塔。
2008年春天，我带大海回去看老地方。大浪村早已变成了繁华的商业区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哪里还有半点当年荒地的影子。我凭着记忆，找到了水塔原来矗立的位置，那里现在是一座大型购物中心。我站在购物中心门口，闭上眼睛，仿佛还能听到当年水塔里风穿过的声音，还能闻到娘炖的红烧肉的香气，还能看到小慧穿着婚纱在铁皮顶上笑的模样。
大海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爸，想什么呢？我睁开眼，笑了笑，说没什么，想以前的事。大海说，你是不是又想水塔了？我点点头。大海沉默了一会儿，说爸，你知道吗，小时候我怨过你，怨你让我住水塔，让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。可后来我明白了，那水塔不是你的错，是你的勋章。你用五百块钱和一个废弃的水塔，撑起了我们这个家，这比任何房子都了不起。
我听着儿子的话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十四年前，我花五百块钱买下一座废弃水塔，所有人都说我疯了；十四年后，那座水塔换来了六十七万和一套三居室，所有人都说我赚了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那五百块钱买下的，不是水塔，是一个落脚的机会；那六十七万和一套房子，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而是十四年咬牙坚持的回报。这世上最值钱的东西，从来不是砖瓦水泥，而是一个人把荒芜熬成繁华的勇气和信念。
去年清明节，我回老家给娘上坟，在坟前跪了整整一个下午。我跟娘说，娘，咱现在住上楼房了，一百多平，朝南，阳光好得很。大海今年要考大学了，他说想学建筑，以后要给老百姓盖便宜又好的房子。小慧身体也好，店里生意稳定，不累。您在那边放心，我们都好。
临走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娘的坟，风吹过，坟头的草沙沙作响，像是娘在回应我。我站起身，擦干眼泪，朝着夕阳走去。身后，是过去的十四年；前方，是未来的无数个十四年。而那座水塔，将永远矗立在我心里，不高，不矮，刚好装下我这辈子的苦与甜、泪与笑、荒芜与繁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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